地方志是研究成都4500余年文明史和2300多年建城史的重要史料和宝贵文献。在古人先贤留存的百余种成都旧志中，影响最大的当属常璩所著的《华阳国志》。如果说《华阳国志》记述的成都距离我们过于遥远，内容略显单薄，那么清末成都人傅崇矩所著的《成都通览》则为我们读懂近代成都提供了更为鲜活真切的样本。
傅崇矩（1875—1917），成都简阳人，以70余万字巨著《成都通览》，完成对清末成都社会全景式梳理与抢救性记录，为城市留存下不可复制的时代印记。
《成都通览》1909年首册刊印，1910年八册成书，聚焦清末新政（1901—1909）时期，以细致笔触记载传统内陆省城向近代都市转型前夜的成都风貌，将这一时期成都的空间肌理、市井烟火和时代变革尽数描摹，堪称“清末成都百科全书”。
那么，《成都通览》关于成都到底主要写了什么？百余年前的老成都在傅崇矩的笔下究竟是什么模样？
展开剩余85%定格“两县共治”的城市格局
傅崇矩在《成都通览》自序中明确：“成都为省垣，成都、华阳两县附郭”，点明全书记述的核心是成都、华阳两县共治的省城城区（城墙内全域），但范围不止于城墙之内，还涵盖周边近城和乡场，完整勾勒出清末成都“城区—近城—乡场”的圈层结构，以及两县同城共治的独特城市格局。
傅崇矩绘制的《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》
清末成都的地理范围，和今日成都截然不同。1909年尚无“成都市”建制，《成都通览》所记的成都，实为成都、华阳两县共管的省城及周边属地。公元前311年，秦国始设成都县，为蜀郡治所，县名沿用到1952年撤销，历时2263年；公元758年，唐朝添设华阳县，形成两县附郭、同城共治的格局，华阳1965年撤销，县名沿用1322年。1922年两县城区合并设市政公所，1928年成都市政府才正式成立。
《成都通览》载“暑袜街：自南较场至北较场，为成都、华阳两县分界之街，街东属华阳，街西属成都。”清晰标注当时两县以暑袜街、青石桥、君平街等为界，西北属成都县、东南属华阳县。书中又记，成都城墙“高三丈”“周二十二里三分，东西相距九里三分，南北相距七里七分”，按清末度量衡换算，绕城一周约12.84公里，较今成都一环路少不足7公里；城墙东西跨度约5.35公里，南北跨度约4.43公里，精确还原当时省城的空间规模。
1949年，成都县、华阳县行政区划示意图 来源：成都市情网
城区记载上，全书详录516条街巷的方位、里长、功能：督院街、盐道街一带为行政中枢，府县衙门聚集；春熙路前身（民间称为衣铺街）、盐市口一带为商业核心，茶馆酒肆遍布；皇城坝一带为文化重地，书院会馆林立，尽显两县共治空间格局千年延续的脉络。
近城记载上，聚焦城墙之外关厢区域：西门外水碾成群，为全城粮油加工枢纽；南门外渡口码头林立，承载水陆往来交通功能；东门外菜园连片，供应城市日常蔬食；北门外寺庙道观错落，是市民祈福休憩之地，生动还原清末成都“城郭相依、山水相融”的生活图景。
乡村记载上，收录成都、华阳两县所属乡场，如成都县的青羊场、苏坡场、天回镇，华阳县的中和场、石羊场、太平场等，记载乡场的赶集日期、主营商品和商贸往来，清晰呈现清末成都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。
描绘烟火人间的社会民生
《成都通览》最具魅力之处，在于对清末成都民生百态的细腻描摹，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，从物产商贸到娱乐休闲，构成一幅充满烟火气的老成都生活长卷。
饮食方面，全书收录川味菜肴与小吃1328种，留存下关于回锅肉、麻婆豆腐等经典川菜最早的文字记载。街头的小吃价格品类亦清晰可考。原文载：“锅魁有和糖、椒盐、油旋子、白吉子、糖饼子五类，四文钱一枚，七文钱两枚”，书院街酥锅魁“六文钱一枚”，皇城坝牛肉面“价分十二文、十六文两档”；盐煮花生“九文钱十堆”，米花糖“每封九文”，豌豆糕、虾子糕等油炸品仅一、两文可购得，市井烟火跃然纸上。
商贸方面，记载当时成都有茶馆454家、理发店619家、收荒匠714家，尽显“商铺行帮林立，市集夜市不绝”的繁华景象。书中梳理商业街区分布、行业会馆职能与商贸运行规则，详述陕西会馆、湖广会馆的地域影响力，盐商、绸缎商、票号商经营模式，以及各类商品的价格和税收细则，完整呈现清末成都的商贸生态与行业百态。
风俗方面，详录岁时节令、婚丧嫁娶、民间风俗：正月青羊宫花会游人如织，端午锦江龙舟竞渡热闹非凡。书中记：“正月初九日方出灯，十六日止”，耍龙灯“由两人舞狮，十余人舞龙，所经之处，观众投钱嘉奖”，儿童“争相购买响簧”。还涉猎方言俗谚、戏曲游艺，“清唱洋琴赛出名，新年杂耍遍蓉城”，再现清末成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。
人口方面，记载“现今之成都人，原籍皆外省人”，省籍构成统计为“湖广25%、陕西10%、云贵15%、江西15%”，直言“土生土长之成都人，百不存一”。《会馆》篇载“省城湖广、江西、陕西会馆最宏”。《方言》篇记“成都方言杂楚语、赣音”，印证移民迁徙对成都方言、饮食文化与城市多元气质的塑造。
观察时代变革的城市转型
《成都通览》编撰于清末新政（1901—1909）推行之际，书中对近代化变革的详实记载，成为观察成都从传统省城向近代都市转型的重要窗口。
新政实施上，立足1909年成都现状，记载清末新政在地方的落地实践：建立现代警察制度，初设6正局38分局，后扩增至52居所，明确警政巡防、户籍核查等职责；创办新式学堂，引入现代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；革新市政设施，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这些记载均为研究成都近代化进程的珍贵一手资料。
西学东渐上，收录“华洋书报流通处”等西学传播机构，记载电影、照相等“舶来品”传入成都后的推广和普及，记录市民对新事物的好奇、接受与适应过程，呈现传统社会与近代文明碰撞融合的鲜活场景。
社会批判上，傅崇矩跳出单纯史料汇编的局限，以改良者的视角审视社会积弊，专设“当禁革及应改良”篇目，直言批判官场陋习、迷信之风，针对性提出规范官衙断案、严查变质茶食、革除陈规陋习等建议。这种“记录+批判+思考”的编纂方式，让全书超越文献本身，成为映照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阵痛的时代镜像。
《成都通览》以“官民兼顾、城乡贯通”的记载范式，全景式留存清末成都社会的完整风貌，是研究成都历史的“必读书”。翻开此书，是与百年历史的深情对话，亦是对城市根脉的深切感悟。遗憾的是，因诸多原因，傅崇矩之于成都的历史贡献宣传不足，《成都通览》之于城市的独特价值挖掘不深。相信随着文化强市建设向纵深推进，更多机构聚力研究、创新活化，《成都通览》必将由“学术冷门”蝶变为“大众热读”，为成都文脉传承赋能，为文旅深度融合助力，为城市文化繁荣添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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